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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逸樵:从教育兴国到潜心研究中日关系

  徐逸樵,浙江诸暨人。早年留学日本,1937年后任第二十集团军秘书长,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特派员,陕西省立政治学院院长,中央组织部训练处处长,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顾问。1949年辞职,在日本从事历史研究,同时为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做了许多有益工作。1978年回国定居,曾任第五、六、七届全国政协常委。

  徐逸樵5岁时,由家人送入本村私塾;6岁进贞惠小学。12岁时,辛亥革命爆发,他勇敢地剪掉辫子,离开家乡,到杭州就读商科学校,后转读农业学校,结识了后来的农业专家周汝沆和茶叶专家吴觉农。17岁毕业于诸暨中学(原诸暨县中学堂)。两年后他与虞绍棠等四位同学跟随校长边甘棠先生远涉重洋,赴日本留学,寻求教育兴国的道路。

  徐逸樵始到东京,就读东亚预备学校,一年后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官费生,主修教育和英语。在6年求学时间里,他对日本社会初有了解,特别是当时常常遇到蔑视中国、污辱中国人的行为,使他愤恨不平。他结识了陈望道、雷震、汤恩伯等人,虽然日后彼此间趋舍异路,但就个人交谊而论,却都不失为他终生的挚友。

  1924年春,徐逸樵回国投身教育事业。从1928年起,徐逸樵逐步走向了他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,在上海法政大学政治系任课,讲授有关社会思想的课程。他常常到内山书店和伊文思书局购买这些方面的最新书籍,一个学期后,经过对教案的整理,编著出版了《社会思想史ABC》一书。稍后由雷震介绍,徐逸樵便到南京中央党部训练部任职。初到训练部,他幻想能为孙中山先生实现思想而有所作为,但事实上,所谓的训练部,部长常常易人,部中既无训练计划,也乏训练实绩。失望之下,他再次转向教育,出任建德县省立严州中学校长。

  在中央党部训练部工作时,徐逸樵编写了一套高、初中公民教科书,共六册(其中高中的第二、三册是与他人合编的),分别在1931年、193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,使用了8年之久,谓之《徐氏公民》。为此,民国政府教育部特聘他为中学课程标准编订委员。1933年教育部长王世杰邀请他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,负责民众教育、体育和文物保护工作,后又兼第三科电化教育科科长。在这里他将全部精力投入教育工作,并和雷震合力创办行健中学;他受四川省主席刘湘的邀请,入川边山区考察教育情况;他远行欧洲德、意、苏、法等国,考察那里的教育以及有关青年训练的工作……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

  1937年卢沟桥抗战爆发后,徐逸樵决定投笔从戎,报效国家。当时,汤恩伯想用人的办法治理军队,于是来找徐逸樵,请他担任第二十军团秘书长,在军队中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,这样,徐逸樵辞去教育部工作,从南京、开封等地招选了一批青年学生来到许昌。

  汤恩伯亲自挂帅做训练部主任,蔡剑鸣做教育长,徐逸樵做总教官。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为二十军团培训军政干部,提高军队的思想素质,同时开展瓦解日军的宣传工作。徐逸樵运用他对日本的研究和了解,有针对性地用日语书写许多宣传品,再加上一些由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处运来的宣传品,由学员们偷偷地送进日本军队里。第二年军队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,从战场上俘获日本兵的衣袋里,翻出了训练班散发的瓦解敌人军心的传单。此事报到蒋介石那里,蒋当即提出“要见见徐先生”。就在这次接见中,蒋介石亲笔写下委任状:“任命徐逸樵同志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政治部主任”,要求“全军的政治工作向徐逸樵看齐”。

  在以后抗战的几年里,徐逸樵相继担任过重庆中央大学指导员、陕西省立政治学院院长、豫鲁苏皖边区党政委员会委员、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等职,活跃于川、陕、冀、豫地区,从事的主要工作为培训军政干部和宣传。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一个: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,中国的军队必须提高素质,严明纪律,加强战斗力。抗战胜利前夕,他离开了军队,到中央组织部任训练处处长。

  1929年10月,徐逸樵和友人在南京发起成立日本研究会———当时我国主要研究日本的团体,请戴季陶做会长,许寿裳和陈大齐做副会长,实际工作则都由他们自己承担,刘百闵负责总务,徐逸樵负责出版。最初办的是三日刊,版面四开,后来改为月刊《日本评论》。此外还出版不定期的小册子,介绍日本的历史、社会、人物,评论时局,晓以利害,眼光锐敏,笔锋犀利。不久便取得了宣传抗日的良好社会效果,他的文章收入《抗战言论集》中,后又为巴黎中国办的《救国日报》转载,引起了各界(包括日本人)的注意。1935年他们又创办了“中国新论社”,编发月刊《中国新论》及《非常时期丛书》,均由世界书局出版,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前夕。

  抗战胜利不久,张群应蒋介石的要求,邀集对日本素有研究的王芸生、王芄生、雷震、徐逸樵等人士,召开“对日善后问题座谈会”。会议分两次进行,均由徐逸樵记录并整理成文,交张群转蒋介石。这样徐逸樵又开始了更深一层的对日研究。

  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,徐逸樵毅然脱离了,埋头于日本历史的研究中。他从中、日、朝三国古文献中寻觅文字记载;从民族学、语言学、考古学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;他北上北海道,深入虾夷人的居住地,又南下到日本列岛的西南岛屿探寻古迹,“就像从泥沙中淘金一般”,孜孜不倦地探索着日本古代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真面目,提出了一整套独特的见解。他的著述《先史时代的日本》(原名《日本原始古代史论考》),一直到他去世都在不间断地补充修改,后经我国著名日本史研究学者汪向荣整理,1991年由三联出版社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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